说起清明习俗，禁火冷食、祭祖扫墓……

奥地利是否有对应习俗的节日呢？

冷食，在德语区本也不是什么“非日常”的行为。

小编出国前的德语教材《柏林广场》上说德国人每天早餐、晚餐都吃冷食，只有午餐是热的。虽然来到奥地利后发现并不尽然，但冷食于奥地利，的确谈不上是到节日才特别要遵循的习俗。

至于扫墓，除了先人忌日，似乎就只有11月1日的“万圣节”（Allerheiligen）更接近于国内农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

与西方悲剧文化相比，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更多乐观情绪，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这与儒家文化重生轻死的传统有关。

美国文学家艾略特把死亡教育和性教育看成是同等重要的大事，而中国传统对此两者都讳莫如深。

而维也纳人，在西方世界一直有个名声：他们并不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那么恐惧死亡。

2011年7月4日，享年98岁的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储奥托·冯·哈布斯堡（Otto von Habsburg，1912年11月20日－2011年7月4日）与世长辞。

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储奥托·冯·哈布斯堡

7月16日出殡那天，维也纳艳阳高照。当天下午2点，正式告别仪式开始前一个小时，穿着体面的人群们就聚集到了圣·史蒂芬教堂门口的大屏幕下，昔日帝国的旌旗招展，身着当年帝国制服的人们站满了每一个角落。奥地利象征对古老帝国忠诚的卫队，和来自匈牙利、捷克和克罗地亚的代表团们队列整齐……

尽管早已是共和国的民主社会，但依然要执行昔日帝国皇室礼法，就全靠奥地利人模棱两可的“捣糨糊”天赋了。所以，当天一切按照地道维也纳风格礼仪进行：精确到分钟，蒂罗尔的卫兵们抬着皇储的棺木出现在史蒂芬教堂的门口……当它再次被抬出教堂，塔楼传出了震耳欲聋的钟声。在神职人员、家人和受邀宾客的陪同下，缓缓穿过昔日的皇室领地……

当时的维也纳记者伊莉莎莱克斯·亨科尔（Elisalex Henckel）如此评价：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一百多年前，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维也纳人特别在意在活着的时候存下钱，让自己死后可以不用被火化，葬礼能办得风风光光。到1900年，维也纳市郊共有52个墓地，却有八十多家殡仪公司在其中竞争业务。

而且，这并不是一次性的开销，因为这些墓地是被出租的，如果一块墓地被别人相中了，而原来的租赁者又没钱继续租下去，那么原来被埋在墓地里的棺椁将被挖出，埋入有钱续租的新主人。所以说，选择棺椁而不是火化，是非常昂贵的奢侈消费。

所以，尽管如今仍有不少维也纳人存钱想要在死后不被火化，甚至加入了所谓“死亡协会”（Sterbeverein）的一种保险机制，以确保死后有人打理他们的墓地，还是有不少人开始转向选择让骨灰可以回到土地里或撒向四方的火化。所谓“尘归尘，土归土”。

一直到17世纪中叶，那些被用来进行公众集会或贸易的维也纳一区各教堂庭院，同样是维也纳人最后的归西之地。当时的维也纳人都被埋葬在史蒂芬教堂、鲁普雷希特或彼得教堂的荫蔽之下。

直到1679年维也纳大瘟疫发生后，传染导致76000人因此丧命，Schottentor城门口以西出现了第一个“郊区”墓地——就是现在的Altes AKH（维也纳总医院旧址）和维也纳大学的校区之一。

位于Alser Straße 4号的维也纳总医院旧址（das alte allgemeine Krankenhaus）

到18世纪时，约瑟夫二世皇帝关闭了内城的墓地，在这些地方建起了公共建筑和公园，随后，他便在Hundsturmer, Matzleinsdorfer, Währinger, Schmelzer 和Sankt Marx建了五个至今仍被使用的社区墓地。

直到1874年11区的维也纳中央公墓被投用，上述有些墓地又被挪了位置，新教徒、犹太教徒、俄罗斯东正教徒和其他一些较小的宗教团体信徒都专门设立了特殊的墓地区域。

维也纳人常拿宏伟巨大的中央公墓打趣：

“大小是苏黎世的一半，却比那里有意思两倍”

——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都喜欢去那里向贝多芬、舒伯特或勃拉姆斯、小约翰·施特劳斯等音乐家致敬。

维也纳中央公墓中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约翰·施特劳斯的墓地

现在大多人还是坐从 Schwarzenberplatz 出发的71路电车去中央公墓。但记住，如果你听到别人说：谁谁谁坐71路去了（Er hat den 71er genommen），那就别再指望很快还能见到他了。

帝国时代的维也纳，说人们生活在死亡的边缘并不是危言耸听。仅仅是19世纪，奥地利就被卷入了9次重大的战争，以当时的卫生条件，伤员很少有能真正幸存下来的。在太过拥挤的城市里，一家人居住在逼仄的公寓里，房间小到家人们不得不轮流睡觉……当时，医生在看不同病人之间常常不洗手，肺结核、霍乱、伤寒等疾病猖獗肆虐。研究显示，当时的婴儿死亡率也非常高，可以达到25%-30%；1900年时人们平均预期寿命只有38岁。

死亡，对于维也纳人而言，似乎从来不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那样未知而令人畏惧。就像每年在维也纳的 L.E.O. 剧院上演的年度节目《死在维也纳》（Tot in Wien）里表演艺术家（Kabarettistin）安东尼亚·莱希（Antonia Lersch）说的：“死亡，是一种常在的陪伴。”

然而，在维也纳，对死亡的焦虑并没有被就此放大。

相比畏惧，人们将它视为解脱和拯救，打开通向更美好的后世的生活。

死亡，成了一位值得信任的盟友。

正因此，1787年4月4日莫扎特给他重病的父亲写的那封著名的信里，才如此说：

当我们仔细思考‘死亡’，就会发现它才是我们存在的真正目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与这位人类最好、最真诚的朋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如今对我来说，它的形象已不再可怕，反而非常和缓、令人感到安慰

莫扎特可怜的父亲看到这封信后，是否曾觉得一丝安慰？

答案早已尘封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有人说，这些都能有助于解释为啥整个19世纪，维也纳包括奥地利的自杀率都居高不下——每6000人中有1人自杀。这个数字，在1930年代之前的几年中又翻了一番。紧接着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比率高达人口总数的1%，直到千禧年来临才有所下降。

在日益世俗化的当下，也许已经不再有那么多维也纳人对“死亡”有如当年莫扎特般的想法，但在洗礼、婚礼或葬礼那些神圣的时候，维也纳人还是希望“教堂”可以成为见证这一切的所在。

而当每年11月1日的万圣节临近时，高高的祭祀用的蜡烛和5公斤一袋的墓园用土，依然会塞满超市收银台附近的区域。

维也纳市内交通运输线路（Wiener Linien）也会加密71路电车的发车频次……

原因？

你懂。

（以上内容由欧洲时报中东欧版xiuxiu综编整理，图片来自网络，转载请注明EuroNews。）